关税压力下我国出口如何突围
关税政策调整下对东盟和拉美转口贸易的显著增长
自特朗普1.0时期加征关税以来，我国的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对美国、中国香港和日本的出口份额明显下降，流失的市场份额主要由东盟、俄罗斯和拉美地区所取代。我国对美日的出口份额下降主要源于关税政策的调整，而对中国香港出口份额的减少及东盟、拉美、墨西哥等地区份额的上升，反映出我国转口贸易中转地的转移。中国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转口贸易的重要中转地，但在2020年6月，美国商务部取消了香港的特殊待遇，暂停为香港提供优于中国内地的优惠政策。这一政策调整对我国传统转口贸易造成了明显冲击，导致通过香港向其他国家的出口显著下降。自此之后，墨西哥和拉美等地区成为我国转口贸易的新焦点。2020年后，我国对墨西哥和拉美的出口增速大幅超出历史趋势，与此同时，美国从这些地区的进口也出现了相似的增长趋势，进一步印证了转口贸易的提升。
转口贸易商品的集中行业
通过对2018年-2023年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速与美国从东盟进口增速差值的分析，可以判断哪些产品的出口增长是由东盟市场需求推动，哪些则是由于转口贸易需求的增加。转口贸易需求提升的主要行业包括汽车、家具、玩具、化学品、塑料制品、钢铁制品等，这些行业恰好是美国在2018年开始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进一步证明我国通过东盟进行转口贸易，以避开美国的高关税影响。而受到东盟市场需求增长推动的行业主要涉及纺织服装、农产品及食品饮料等。
企业“出海”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
自2017年中美贸易争端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出口结构呈现相似变化趋势，投资重心逐步转向东盟及拉美地区，尤其是新加坡、越南、泰国和墨西哥等国家的投资显著增长。东盟和拉美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较低，以越南、泰国、巴西和墨西哥为例，其人均月工资远低于中国，这使得这些地区成为我国企业“出海”的主要目的地。此外，东盟国家的税收政策较为宽松，享受更低的关税，进一步降低了经营和贸易成本。
从行业结构来看，中游装备制造业的对外投资占制造业投资的一半以上，其中汽车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显著增长，2023年已达到720.6亿美元，占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通过对企业主体性质的分析，发现地方企业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但自2018年美国加征关税以来，中央企业的对外投资逐渐增加，表明中央企业为规避贸易风险，选择加大国际化布局。
上市公司视角下的“出海”现状
截至2023年，电子、家用电器、汽车和通信行业成为我国企业出海的主要领域，境外收入占主营收入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一。其中，电子行业境外收入占比高达54.3%，海外业务已经成为企业营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2018年相比，通信和汽车行业的“出海”步伐明显加快，海外收入占比增长显著。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饰、商品零售等的境外收入占比有所下降，显示出我国企业正在经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
跨境电商出口的持续增长与政策支持
自2023年以来，我国跨境电商出口持续增长。2024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出口额达到9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远高于同期货物贸易出口增长率6.8%。跨境电商的出口占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的比重也从2018年的3.7%增长至2024年上半年的8.1%，发展潜力巨大。为了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政府不断加大支持力度，包括推动海外仓建设、智慧物流平台建设等。2024年11月，海关总署发布公告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商出口发展，并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推动跨境电商的健康发展。
跨境电商出口的市场结构与挑战
从跨境电商的出口结构来看，欧美经济体仍然是我国跨境电商的主要市场。2023年，美国是我国跨境电商出口的最大目的地，占比达到37.4%。而东盟市场虽然占比较低（泰国2.5%，越南2.4%，马来西亚2.4%），但增量市场潜力巨大。产品方面，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服饰鞋包和家居用品分别占27.3%和12.4%。在技术密集型产品中，手机等电子产品占比较高，达14.4%。
尽管跨境电商取得了迅猛发展，但也面临着一些风险与挑战。例如，多个国家已逐步取消对小额商品的免税政策，马来西亚、巴西等国家开始对跨境电商进口商品征税。此外，跨境电商出口产品还需符合不同国家的产品标准和合规要求，特别是欧盟对进口商品的CE认证要求，可能对中小企业造成一定负担。同时，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结算也可能面临外汇监管和税务风险，这对我国企业的海外形象和经营安全带来一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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